欧洲VS“东方”:曾经的贸易与征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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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到，当16世纪欧洲的海上商人开始向东扩张时，亚洲大陆还掌握在几个庞大而富强的贡赋制国家之手。它们的幅员比欧洲国家大，人口更稠密，生产力往往也更高。葡萄牙人捷足先登，以强悍的海上力量，在1510年占领果阿，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1519年占领马六甲，压制已在南亚印度半岛及东南亚地区经营的伊斯兰商人，至今整整五百年。

1605年，尼德兰人开始攻击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根据地，本国议会向商人颁发“荷兰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在官方强力支持下，1641年他们将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1662年又尽逐前来协助葡萄牙人的西班牙人。在1669年最后征服孟加锡以后，尼德兰人终于垄断了东南亚香料的一切交易。

不久，一个迅速崛起的、更强大的欧洲邻居尾随而至，试图跟尼德兰人争夺“东方”市场。它就是后来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

荷兰缘何“反胜为败”？

尼德兰在东印度群岛与葡萄牙的争夺战中之所以占上风，有各种因素。第一，尼德兰的船舶数量比葡萄牙多很多。这些船只较轻，修得较好，比葡萄牙的船只容易操作，还装有更精良的远程大炮。尼德兰人在很多岛屿上建有根据地，因而出海的时间可以比较长，比以果阿为根据地的葡萄牙人更容易在当地占据主动地位。

第二，尼德兰人很容易找到他们需要的水手和士兵，如果不在尼德兰国内找，也可以雇用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佣兵（英国佣兵限于1652年以前）。而葡萄牙人缺乏远洋水手。他们不容易在东印度群岛征召到士兵，就从葡萄牙监狱中征召犯人。

第三，尼德兰指挥官与葡萄牙指挥官相比较，更精通海军战术，更依靠训练有素的军队，也更有部署其丰富资源的自由。葡萄牙人在海战中，仍然是用与交船并列或相对航行加以攻击和占领的办法，在陆战中，仍然是听“圣詹姆斯，对准他们”的口号而进攻，其行动受制于缺乏效率和集中的指挥。

此外，葡萄牙人十分看重宗教动机，可是尼德兰人清楚他们最注意的是贸易，明智地选择不以传教去危及贸易。可是最主要的因素却是尼德兰富有，而葡萄牙人则愈来愈贫穷。其财富上的差异又反过来体现在尼德兰的商业寡头政治集团日益广泛的商业活动，而葡萄牙人不久即成为其母国贫困的牺牲品，连谷物、布料及制造品都要依靠进口。在尼德兰人与葡萄牙人的竞争中，商业资产阶级战胜了海上贸易贵族精英。

虽然尼德兰人战胜了葡萄牙人，但他们在东方的胜利却旋即消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赢利付出了沉重的成本，其中主要是战争的成本。再者，正当尼德兰人巩固了对香料贸易的把持时，这些香料本身却在欧洲市场失去了吸引力。尼德兰人的公司为了维持垄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打压亚洲商人的活动，并扰乱了诸王国和港埠公侯国的贸易。

马六甲未再重获它以前的地位。以往供应马六甲稻米的爪哇岛上的马塔兰，最终却失去了它与马六甲的贸易联系。万丹位于爪哇东北部，一度是一个大的商业中心，供应稻米和奴隶给香料群岛以及马来亚和爪哇的港埠。此时，它只好转而与巴达维亚进行贸易。港埠的侯国式微，产米的诸王国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卫星国。在丁香树被除尽的岛屿上，居民改以西米为主食。因此，尼德兰公司为了替远方的市场生产少数几种珍异的商品，搅乱了南方诸海的贸易网络。

“其实天朝⋯⋯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印度内部政治与经济上的统一，与英国扩大和中国的贸易同时进行。英国人动员印度的资源，以期进入东方的宝库。路易斯·德尔米尼（编按：法国历史学家，曾留学北京大学，并任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官员，著有《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一书）说，英国人，“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好像是说明他们之所以将印度半岛变成一个家臣，是为了向中国发展”。

然而，在进入中国市场时，英国人却遭遇极大的障碍，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与“红毛番”做任何买卖。随着1644年满洲人在北京建立清政权，帝国的对外贸易控制更为严格。这种控制，一方面是为了扑灭明朝遗民中的首领，一方面也是为遏制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南方，明朝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郑成功（国姓爷）。郑成功逐渐控制了福建省，并且差点儿攻下了南京。

郑成功与欧洲人有广泛的接触，曾在澳门、马尼拉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工作过，在中国台湾为尼德兰人工作过，并在日本成婚。他在被逐出中国大陆以后，避难到台湾，郑氏集团统治台湾直到1683年。虽然郑成功在挑战满洲人统治的人中很有名和最为强大，但是清朝还有其他的挑战者。

清朝皇帝接受了郑成功一位旧部参谋（即施琅）的建议，彻底肃清海岸，希望用创造一个无人之境的办法，减少航海者与内陆居民无限制接触的可能性。

不过在清帝国的控制重新得到巩固以后，清帝国又欢迎外商进入中国的港埠。“英国东印度公司”由这个新机会中获益最多。1685~1760年，英国人受到许可，在福建省与浙江省的好几个港埠做买卖。但是他们逐渐改在广州做生意，并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外商公会（公行）。广州很富有，可以事先储存大量的供应货物，而其海关关员又直接代表清朝皇帝，与地方上的士绅无关。当1760年清廷再度限制对外贸易时，广州成为唯一一个开放对外贸易的港埠。

英国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初年，向中国购买丝织品、瓷器和药品。他们原想以英国的毛织品支付费用，但中国人不接受。于是他们卖一些英国的铅（用以箱子描边）、锡、由马来海峡得到的藤条、胡椒、硝石以及爪哇和菲律宾的稻米。可是1793年中国皇帝却给英王乔治三世写信说：“其实天朝⋯⋯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更无需尔国制办物件。”最后英国人不得不支付白银，这使得他们的白银持续外流。在整个18世纪，“东印度公司”又将茶树的锯齿状叶子列为它想要的商品，贸易逆差进一步拉大。

“美洲财富的坟墓”

饮茶的习惯在英国始于1664年，最初是由尼德兰人引入的。到1783年，单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英销售的茶叶便达近600万磅，两年以后更是超过1500万磅。或许想要逃税的私商走私进入英国同样多的茶叶（当在欧洲无法收茶叶税时，英国皇室便想在波士顿收茶叶税，而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抗，并且改饮咖啡）。所有这些茶叶都必须用白银支付，使白银像“长期慢性出血一样”地流向东方，中国同时由日本和马尼拉取得白银。

1600年，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量达到20万千克，但同时由马尼拉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量却达800万千克。中国成为“美洲财富的坟墓”。德尔米尼估计，1719~1833年流入中国的白银量为3.06亿到3.3亿比索。这是那个时期墨西哥白银总产量的1/5，或许多达欧洲所有白银储量的1/5。

在白银外流这件事上，英国人是继承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印度南部输出香料、细薄棉布和宝石到地中海地区，而赚得罗马的黄金。印度曾发现有大量的罗马银币。由地中海外流的金银块，数量相当庞大。古罗马历史学家小普林尼说：“印度没有一年不吸收少于5000万塞斯特斯的罗马钱币。”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金银的外流并未中止。中世纪时黄金和白银稳稳地经意大利外流到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并由伊斯兰世界流入印度。

而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1902~1985年，著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则说：在现代早期，整个地中海地区好像是一台累积贵金属的机器，贪得无厌。这个地区囤积贵金属，却将它们全部流失给印度、中国及东印度群岛。地理大发现可能在路线和价格上造成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没有改变这种根本的情势。到了17世纪，欧洲西北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商业活动在中国内部也造成了影响。16世纪，日渐扩张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贸易，在中国南方的沿海地区，造成为海外市场而专门生产蔗糖、纺织品、瓷器和五金制品的现象。伊比利亚半岛人带来的是新世界的烟草、甘薯和花生。中国的农民热切地接受了这些新的农作物，它们似乎也促成了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烟草在17世纪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由海岸向内陆传播，到达云南、中国的西北部以及长江下游地区。

著有《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书的美籍中国史学者罗斯基，在不断上涨的地价中、对土地激烈的竞争中、对土地改良投入的加大中、生产率的提高中以及较高的租金和利率中，追踪这种商业化的连锁结果。对于茶叶日增的需求又加强了这个循环。预付的款项开始由“东印度公司”流入广州的公行，由此又流入福建、浙江、江西和安徽的茶叶批发商。茶商把这些钱贷给以家庭为单位的“山民”。这些“山民”逐渐由副业种茶转为专业种茶。

英印中三角“罪恶贸易”

这样的茶是要付钱的。“东印度公司”在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上赤字日增。它在征服印度的时候已向英国国王借了很多的钱。为了偿债，它向印度富有的拜火教徒（例如塞斯）借钱。而其以私人身份经商的职员，又向印度的放贷者举债。这些钱用来在印度种棉花以及将棉花运到中国。当时出现了一种复杂的三角贸易。大致上是由印度拜火教徒与苏格兰商人所经营的、“乡村商人”组成的私人代理商号，将棉花运到广州出售，以换取白银。他们用白银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贷记票，这种贷记票可在伦敦兑现。公司又用出售贷记票取得的白银购买茶叶。

在这些交易中，英国许多为自身利益经商的乡村商人和东印度公司职员，为可观的私人财富打下基础。他们将这些财富变成在母国增进影响力与政治权势的工具。在英国国会中，他们的影响力再加上威廉·皮特所谓的“孟加拉帮”，不久即比代表西印度群岛利益的集团更为重要。

虽然英国人在1785~1833年平均每年出售2700万磅的印度生棉，但是他们的收入还是不够购买他们希望运到英国的全部茶叶。为了增加硬币的存量，“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由新世界的西班牙领地进口硬币。然而，1776年美国的革命却断绝了英国由墨西哥获得的白银供应。同时，中国北方的棉花也开始注入中国纺织品的生产，它的价格要比印度棉花低。“东印度公司”在财务问题上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由印度输出鸦片。

鸦片的销售久已构成莫卧儿帝国的一大财源。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销售的垄断权。1797年，它又将垄断权延伸到鸦片的生产。在巴特那和贝拿勒斯（今孟加拉国东部偏东），鸦片装在芒果木盒子中，每箱重145磅（五六英亩的产量），在加尔各答的坦克方场拍卖。马尔瓦的鸦片则通过印度孟买的拜火教商人抵达广州。美国人也加入了这种贸易，将愈来愈多的鸦片由土耳其运到纽约，再由纽约运到中国。

鸦片贸易是隐秘、非法和有极大利润的。不久之后，从事鸦片贸易的代理商号所经手的鸦片量，其价值是“东印度公司”以自己的船只运到广州全部货物的4倍。许多朝廷亲信和贪官污吏把鸦片输送到内陆。到了19世纪末叶，每10个中国人中便有一个成为有鸦片瘾的人。

欧洲人终于有了可以卖给中国人的商品了。19世纪头10年，中国还有2600万银圆的贸易盈余。但是在第三个10年，3400万银圆流出中国去购买鸦片。白银由中国外流，旋即影响到整个国家。政府所设的税额是用白银，而农民是用铜币付税。由于白银日渐稀少而价格上扬，付税所需要的红铜量便愈来愈大。因此，鸦片不仅损伤中国有鸦片瘾者的健康，也开始败坏中国乡间的社会秩序。

太平洋贸易，不止是鸦片

鸦片绝对是输入中国最重要的商品，但是欧洲人还想竭力找出中国人感兴趣的其他东西。其中一样便是檀香木。中国人用檀香木的油制供神所焚的香。在檀香木贸易发展的初期，一艘从澳洲悉尼驶出的“檀香木贸易”船，可以获得25%的赢利。为此，欧洲商人在太平洋各岛大肆搜索檀香木，几乎将它们砍伐殆尽。他们在1804~1810年砍伐斐济群岛的檀香树，在1804~1818年砍伐玛贵斯群岛的檀香树，在1811~1835年砍伐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树。

夏威夷国王每年卖出价值30万美元的檀香木，他换回了五金器具、布料、衣着、朗姆酒、枪炮，甚至在马萨诸塞州的塞伦修建了一艘豪华游艇。然而，到了1826年，因为夏威夷酋长拖欠交货，美国商人强制要求他们签订契约。根据这份契约，每一个夏威夷男人必须为每担檀香木（约140磅重）缴税西班牙币4元，以为偿债之用。

另一种在中国有需求的商品是海参。中国人珍视海参，以之为食物，也以之为壮阳药。长久以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水手供应中国海参，但是现在欧洲的商人也开始从事海参的贸易。海参的收集和处理需要花费很多劳力。一个中等规模的加工作坊，可以雇到300个人清洗这种海生动物和采集柴薪将之烘干。原住民劳工订有契约，最初是为自己的酋长工作，后来又在欧洲人的控制下工作。商人为支付海参所给土著的商品，包括枪炮在内，或许比檀香木贸易所给的更多。在广州，140磅的海参要价高达90美元。

亚洲不是国际经济的“周边”

葡萄牙人开拓了进入亚洲水域的海上航线，而尼德兰、英国和法国的公司和私商，旋即尾随而至。欧洲人因为无法直接深入大陆，于是巩固他们沿亚洲海岸的登陆点，并着手将亚洲大陆的沿海地区，发展为一个长程交通和商业的网状组织。为了满足新生贸易的需求，这些海上航线沿途的各个地区，开始专精于某些商品的生产，以之交易其他商品。有些商品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茶叶。

为了支付茶叶的费用，北美西北海岸的海獭皮、太平洋的海参和檀香木、美洲的白银以及印度的生棉都开始流向中国，商业活动一时大盛。水路商业的增加也在遥远的内陆地区造成了影响。它减少了陆地上的商队贸易，降低了商队商业中心区的重要性，并且改变了游牧民族与定居人口之间的均势。

虽然大多数的欧亚商业活动，仍旧与大海这一媒介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家贸易机构却为自己制定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它接管了以陆地为基础的莫卧儿帝国，将其政治与经济遗产据为己用，并使自己由贸易公司转变为政治上的独立国家。这个国家一旦建立，统治权便归于英国皇室。

印度在整个大英帝国的结构中，逐渐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以殖民地的身份向英国纳贡，以支付英国征服与平定1857年印度士兵起义的花销，以及英国统治印度的成本。18世纪屡次战争中所累积的战利品，使英国人财富大增。由孟加拉所得到的税收，多到足以供给与东方日益扩展贸易所需的经费，抵消了每年从英国流出的金银。印度的鸦片使中国开始进入外国的贸易，逆转了钱币由欧洲流向亚洲的局面。英国人在欧洲、非洲和印度尼西亚出售细致的印度纺织品，使母国更能累积用以赚取更多的金钱。

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工业资本逐渐主宰了商业财富，也将印度引入其不断扩展中的势力范围。英国机器制造的纺织品入侵印度市场，伤害了印度的手工业。19世纪中叶，印度铁路的修建使英国的资金有了投资的地方，刺激了英国钢铁的生产，并且打开了英国煤炭在印度次大陆的市场。

此后，印度的农产品和机器制造的印度棉织物外销到国际市场，有助于平衡英国和欧洲工业化国家、美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印度的剩余物资使英国可以创造和维持一个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系。如果当年英国被迫禁止进口美国和德国的商品，并与它们在外国市场上竞争，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发展便会迟缓得多。

因而，整个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绝非当时国际上经济演化的周边，而是对这个演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印度在英国的支配之下，成为当时出现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大厦的关键性基础。

本专题作者为奥地利裔美籍学者和作家埃里克·R.沃尔夫（Eric R.Wolf，1923~1999年），曾参加过二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译者贾士蘅，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考古人类学硕士，曾担任美国哈佛美术博物馆研究员，有中文译著多种。文章由本报记者谭洪安选编自沃尔夫专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中文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感谢后浪出版（北京）授权转载。